第二天，我带着紧张的心情进行了这次让我一生难忘的采访——和平年代的记者，没有直面过惨淡的人生，也没有正视过淋漓的鲜血。我不知道怎么去跟这些刚刚经历了灭顶之灾的人交谈，也担心自己会像那些无良记者一样，一遍又一遍揭人伤疤。好在对方是个乐观坚强的人，也很健谈，不到半个小时，采访顺利完成。
此时，办公室只剩下我一个人，整个楼道也都是静悄悄的。我却没有心思感怀悲伤，整个人都被汶川人那种乐观的精神所感动，所鼓舞，于是打开电脑快速写稿，稿件写得非常顺利，文思如泉涌，写完后，夜幕已经降临，我到报社附近吃了碗盖饭，然后打车回家。
这篇稿子最后引起了报社的重视，而来自四川的采访邀请也终于让他们下定决心派记者深入灾区。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，我正在外面采访，突然接到小周的短信。她和小莫正在陪文彦购置物品——领导决定的结果，就是派重庆人文彦和一个经历过唐山地震的老记者一块去四川。
打车同她们会合，文彦脸上带着抑制不住的紧张。她虽然也算是老记者了，可同为80后的她，又何尝经历过这样的灾难？我们这些记者整天养尊处优，写着一些主旋律的文章，还在抱怨着没有机会磨练自己。可真正磨练的时刻来了，我们却又退缩了。扪心自问，虽然一直盼着能去灾区采访，可假如今天领导派的是我，我又会不会害怕，会不会退缩？
接下来几个月都是围绕着抗震救灾工作的宣传报道而展开，不知不觉三个月过去了，奥运会开始了，我们报社又一次被撇在了外围。老妈休一个月的年假，就来北京陪我，想着她难得来一趟，于是买了两张黄牛票带她去鸟巢观看了一场比赛，算是了却了老妈的一桩心愿。
转眼，“十.一”长假又来到了。一个人待七天实在憋的发疯，我就回到了武汉。这次回来，除了看望爸妈之外，还应邀参加刘嘉文和姜鹏的婚礼。为了嘉文，姜鹏申请提前转业，回到了武汉，这对牛郎织女终于熬出了头。
婚礼那天，嘉文穿着抹胸款的大拖尾婚纱，站在一身黑色西装的姜鹏旁边，一副小鸟依人的样子，幸福写在了这对新人的脸上。我痴痴地看着他们两个，羡慕不已——什么时候我也能穿上这洁白的婚纱呀。
正发呆，突然听到有人叫我，回头一看，一个瘦削的身影来到我的身边，是苦大仇深。他穿着便装，比军装多了几分随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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